致《星期天时报》编辑:
我强烈反对《红色信件伪造者》(1966年12月18日)中关于我父亲的言论,根据你们的四个研究者的说法,他被一个君主主义分子枪杀,因为“他被怀疑太‘左’倾了”。在我看来,这种胡言乱语很讨厌,理由如下:这很像源于苏联歪曲事实的虚假材料;暗示俄国侨民首领是歹徒;谋杀的理由不成立。
我父亲在革命前就是合法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一,他发在侨民报刊《方向报》(RUL)——柏林唯一有影响的俄文日报——上的文章就其意义来说,只是西欧自由主义传统的继续,而至少从1904年起,这一思想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。
虽然在柏林和巴黎的俄国君主主义者中可以发现一批体面的老人,但他们没有素朴的心灵和有影响力的人格。固执的反动分子、黑色百人团、开明独裁的信徒、声称克伦斯基的真名是基施鲍姆的可疑的新闻记者、崭露头角的纳粹、神气活现的法西斯、反犹暴力分子,还有密探,他们仍混迹于俄国侨民社会,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,而后者才是侨民文化的基础和精华,苏联历史学家有意贬低这一事实,所以不奇怪,正是自由主义的文化核心,而不是极右派的粗暴和意义含混的行动,构成了真正的反对阵营(今天仍然存在),也正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物,对警察国家最早提出了指控并宣布最终的判决。
1922年3月28日,两个可恶的暴徒攻击正在柏林作公开演讲的P.N.米留可夫,他们计划谋杀他而不是我父亲,但我父亲用身体挡住了射向老朋友的子弹。他打倒了其中一个杀手,但被另一个击中要害。
当这么多的东欧国家的历史成了一个笑话时,我写信是希望对一个重要细节的澄清能有助于下一个研究者。
(1) 发表于1967年1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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