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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部分(第1页)

听就算了。”这样,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,结果部队劳而无功。

不久,张国焘又故技重演。放下电话,徐向前直叹气,说:“可惜呀,可惜!眼看到手的一块‘肥肉’吃不到了呀!”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:“‘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’嘛,你叫我们往哪里打,就往那里打,我们听总指挥的!”徐向前说:“好!我们来了机断专行,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,错了我负责!”当即集合兵力,经过苦战,打了胜仗,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。类似的“反抗”,在徐向前来说,并不多。这不是因为他天性“随和”,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。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,也这样要求自己:理解的要服从,不理解的也要服从。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。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,引起张国焘的厌恶。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,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,讲了于事无补,反而影响团结。为了顾全大局,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。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,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“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”的野心家。

文革期间,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,虽是毛泽东的决定,却是江青提议的。在江青看来,徐向前年老体弱,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,一定不会多管闲事。而作为全军文革顾问的江青,就可以借重徐向前的名义,唯所欲为。她没有料到,徐向前既是一个随和的人,也是一个认真的人,对党交给的任务决不敷衍了事。他拿出了当年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,上任伊始,决定狠抓军队的稳定。这显然和林彪、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,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打倒的祸根。

在军事指挥上,徐向前以灵活多变而著称。但在政治上却缺乏政治家的韬略,不擅变通。出任全军文革小组长后,他除了开会,还要接见“造反派”。不论白天、晚上,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,害得他的头疼病经常发作,疲劳不堪,火气也大,说话有时“出格”。常常为一个人的问题,或一句话不符合“造反派”的口味,被纠缠不休,周总理对他说:“你和他们打交道,要掌握8个字,就是‘多听少说,多问少答’。”

穷于应付的徐向前,最终还是被打倒。

因为沉默寡言而逃过了张国焘的魔掌的徐向前,为什么到晚年反而变“外圆内方”而为针锋相对了呢?请看下一节:

3。3 “闯宫”与拍案

海伦曾经这样描述徐向前“他看上去显得忧郁、沉静、态度谦逊、拘谨、言语不多,偶尔露出一种孩子式的微笑。”这是中年时代言行谨慎的徐向前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。人到老年的徐向前,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后,“一度闯宫,两次拍案”,干了三件大事,捅了三次马蜂窝,令熟悉他性格的人大为吃惊。这一“突变”意味着什么,又说明了什么呢?

徐向前上任前后,各地的“造反派”无法无天,到处抢档案、查抄文件、冲击军事机关、抢劫武器弹药……军队指挥失灵,无法担负战备任务。徐向前请示林彪、江青,不是说休息了就是刚吃了药,总是不予理睬。徐向前心急如焚。

1967年1月24日晚饭后,徐向前实在憋不住了,决定要“闯宫”——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。当时,林彪、陈伯达正在交谈。徐向前不宣而至,林彪很不高兴。徐向前开门见山,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,说:军队要稳定,这样乱下去不行,要搞几条规定,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、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、不准夺权等等。身为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也深知部队稳定的重要性,况且他主持军委工作,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,于是连连点头称是,并当即口述了稳定军队的“九条”。“九条”经军委讨论通过后,又送到钩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,改为“七条”。因为林彪参与制定,江青不便反对,但她很不满意。在中央文革讨论时,她坐在一个角落里阴着脸,冷言冷语地说:“向前同志老了,不能工作了!”

后来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,毛主席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,七条遂变成了八条。1月28日,徐向前陪同林彪到中南海送毛主席审定,毛主席完全同意。林彪很高兴,对毛主席说:“主席,你批了这个文件,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!”

这就是徐向前“闯宫”,促成军委“八条命令”下达的整个过程。在这前后,徐向前一反常态,和叶剑英等老帅一起两次拍案而起,后被诬蔑为“二月逆流”。

第一次是1月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,江青阴阳怪气地明知故问:“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?他躲到哪里去了?”正在这时肖华来了,讲述了因昨天白天的会议内容被泄露,晚上被抄家,逃到西山避难的经过。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徐向前愤怒地拍起了桌子,茶杯盖子“当”一声摔到了地上。昨天散会时他明确要求“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,不准外传”,特别是关于有人批肖华的事情。叶剑英也气愤地说:“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,如果有罪,我来承担。”他也边说边拍桌子,将手骨都拍伤了。这就是当时所谓“大闹京西宾馆”的事件。

第二次是二月中旬。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,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。会上,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,以中央文革陈伯达、康生为另一方,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连续数日争得面红耳赤,每次都不欢而散。2月11日下午,叶剑英质问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:“你们把党搞乱了,把政府搞乱了,把工厂、农村搞乱了,还嫌不够,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!”徐向前激愤地敲着桌子说:“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,军队这样乱下去,还要不要支柱?如果不要,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!”积压在老帅胸中的愤懑情绪迸发了。

两位老帅慷慨陈词,康生、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。不久,谭震林、陈毅、李先念等人也发了火。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。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“大闹怀仁堂”。

其实,一向以“沉稳、内向、含蓄”著称的徐向前,本身就是个血气方刚的人,只是他“少年老成”,惯于克制自己。

红四军反三路围攻期间,张国焘借口部队“不纯”,进行“大肃反”,名单由他和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,说抓谁就抓谁。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“反革命”,被抓被杀。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,指挥员就成了“反革命”,关押起来,严刑副供,株连一大片,杀头的杀头,罚苦工的罚苦工。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,作战勇敢,是个优秀干部,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,要抓起来。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:“同志,你们想干什么?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,是拼命过来的,哪来那么多‘反革命’嘛!

现在弄得人心惶惶,仗还打不打呀!命还要不要呀?“由于他的力争,保护了陈海松等人。

但是,在那个非常时期,内忧外患的徐向前不得不从大局出发,克制自己的个性,尽力团结同志,特别是搞好领导阶层内部的团结,以求一致对外。1935年8月初,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。会后,徐向前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,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,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。徐向前说:“这些事情我管不了,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,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,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,得赶快走。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,你们再争吵去!”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,政治上的纷争他插不上手,也不想插手。他更多的是关心战事和战士,关心如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。眼看许多革命战友闯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,却没有躲过自己人的明枪暗箭,他痛心而无奈。当时,就是朱德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帅,在被迫同张国焘南下之后,也几乎过着被张“软禁”的生活,险些被害。朱总司令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:“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。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。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?坚持吧!”“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,下边有人要打架,我反对。我对他说: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,下面再打架,就活不下去了。要不要命?我们都要命。我威胁他,打架被制止了。”“这时他又搞了个‘中央’,我说:要搞,你搞你的,我不赞成。我按党员规矩,保留意见,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,不能反中央。

一直和他斗,我们人少,但理直气壮。我们的办法是,他搞他的,我们做我们的工作,只要革命,总会到一块的。“

(《徐向前传》)徐向前和朱德一样,“求大同,存小异”,为避免“内讧”,忍屈含冤,坚持革命。

当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,徐向前和许多同志一样,对这场突如其来的“革命”,缺乏思想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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