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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爸爸的秘密（第2页）

我连当面说一声钦佩的机会都没有。

我犹豫了很久，曾经选了几页这样的大批判印刷品照片，附印在《借我一生》那本书中。

我在那本书里讳避了一个细节：在爸爸临终的床边，放着两沓近几年诽谤我的报刊。以广州的《南方周末》为主，有天津的《文学自由谈》，上海的《文学报》，和别的几份报刊。这些报刊诽谤我的内容，全与文学无关。爸爸在这报刊的字里行间，画下很多抖抖索索的铅笔痕迹。可见，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，还是逐字逐句读了。

我看到这些遗物后曾急忙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，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。医生说，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，说我在国外，要代我收集资料。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，为了眼睛，他不会看。

其实那些医生上当了，他不仅看了，而且看得非常彻底。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，反复对比，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。他的高血压，他的心脏病，他的白内障，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，都与这些报刊直接有关。爸爸，是为我死的！

厚厚一抽屉的文章中的文字压了他半辈子，而那两沓近些年的报刊，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。

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，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；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，终身不会淡忘“杀父之仇”。我即使把“必要仇恨”缩得再小，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，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。

博爱使我容光焕发，仇恨使我双目炯炯。

我有几位兄长般的朋友，都是堂堂男子汉，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，并且有国际声誉。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秘密，那就是在某个笔记薄的角落记着一个名单。那是一些曾经残害过自己长辈、家人的歹徒，也包括一些用谣言、文章袭击过自己的恶人。这些人现在看上去都过得不错，有的还经常在某些媒体上高谈阔论，有的已经移民美国或加拿大，却怎么也抹不去他们留世的血污孽债。

我常常会接到朋友的来电，低声而欢快地说：昨夜，又有一个名字用红笔画掉了。

我想，我们的社会也不必伪装遗忘，因为很多遗忘就是纵恶。应该留下一些名单，那些投污的，栽赃的，砸窗的，扔石的，造谣的，仗势的，喷毒的，起哄的，都应该被记录在一些笔记薄上。然后，让很多曾经投诉无门的眼睛，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生死沉浮。

善良的人们不至于动手报复，但都有权利在默默间隐藏一个名单，随之隐藏一支能逐一画去这些名字的红笔，隐藏一种强烈的有关净化世间的企盼。

追悼会之后，我们把爸爸的骨灰盒寄存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，准备择日移回家乡安葬。祖父、祖母、外公、外婆、叔叔、姨妈、益生哥，一大批亲人都等着他。

在这批亲人中，爸爸历来地位不高，原因是嘴笨。可以想象，这次他到那里见了亲人们，也会像往常一样谦恭地点过头，便找一个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，只听大家讲话。

但是，这次亲人们不会让他那么躲闪了。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长，我的祖父，见到他也会深感羞愧。毕竟，祖父走得那么不负责任，而爸爸在人世间坚持了那么久，苦熬了那么久。

祖母最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，外公、外婆也会满意这个女婿。我叔叔，曾为姑妈的死亡承担了责任，而爸爸，又为叔叔的死亡承担了责任。

在“文革”灾难中，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杀了，爸爸多半会自杀，因为爸爸的意志远没有叔叔坚强，但是，坚强的叔叔为了更重要的坚强，把祖母托付给了爸爸。爸爸终究不辱这番重托，还维持了全家。

爸爸终生信仰佛教，我把他的灵位，安放在佛教圣地普陀山。一来二去，我和马兰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亲近，还一起成了普陀山的“荣誉岛民”。

与此相应，我们又与台湾的星云大师结了缘。星云大师仔细读过我写的所有书籍，很早就邀请我为世界多国的僧侣演讲，并参加了很多气势宏伟的佛教典礼。他在美国完整地观看过马兰演的电视剧，极为赞赏，因而产生了双重的亲切。

他让我们看到，生于多灾多难的现世，人们还可能以一种无边无界的大善，带来精神上的解脱。他创办的佛光山道场，果然是无边无界地遍布世界五大洲，天天都播撒着觉悟和快乐。

每次想到星云大师，我们就会对身边的祸害，看轻一点。

佛教，是庇护我们在恶风邪雨中安详生存的竹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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